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详述的内容主要为中国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参考文献：章开沅等著《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林增平等著《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湖南出版社，1991年。

　　目前，第三种意见逐渐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但也有的学者提出应以动态的观点来看待早期资产阶级的形成，认为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属于一种正从混沌走向有序、从初生状态向比较成熟和完备状态转化的过渡形态的阶级，严重的不纯粹性和软弱性是其贯穿始终的根本特征。这一过渡历程大致始于19世纪60年代，而完成于20世纪初年（注：参见马敏《过渡形态： 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有关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构成特点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态度，过去大多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和政治态度的不同划分。近年来，不少论者对上述划分民族资产阶级上中下层的标准以及各阶层潜在的政治态度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作为资产阶级上层，在当时社会上无疑是存在的”。但从经济方面看，很难准确地把握究竟占有多少资本才能归为上层，“有些人即使投资的资本不多，实际占有的投资额也不十分大，但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较高，在工商界影响较大，倒实际上充当着民族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角色”（注：唐传泗等：《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3期。）。还有的认为， 辛亥革命以前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并未完全分化，相互间“既有政治上的分层趋势，又分化未周，上层和中下层之间固然有差别有矛盾，但并不存在一条彼此隔绝的鸿沟，基本上浑然合一，共荣共辱，作为一种统一的社会政治力量在发挥作用（注：马敏：《早期资本家阶级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化》，《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3期。）。

　　丁日初通过具体考察上海资本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对资产阶级上层反对革命，中下层具有革命要求这一政治态度上的划分标准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倾向和支持革命的并非都是中下层，一些上层代表人物也曾支持甚至参加革命活动。他指出“决定一个资本家在某一时期采取革命还是改良的政治立场，经济力量并不是惟一的因素，除此之外，同各派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客观的革命形势、他所接受的思想影响以及他个人的政治气质，都有关系。因此，把资本家阶级的不同阶层作为划分立宪派与革命派的惟一决定因素，这只能是一种简单化的公式。”（注：丁日初：《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

　　最近20年，一些学者对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商团、华商联合会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注：例如，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些成果对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以及探索辛亥革命时期工商资产阶级的动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加深对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关系的认识。如有的学者认为，1904年商会的诞生是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其理由是，一个阶级的形成，有赖于其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和组织程度的提高。联结工商各业资本家的商会成立之后，改变了以往公所、会馆各立门户的分散隔绝状况，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各行帮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商会联成一个有着共同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集团，而且获得了社团“法人”地位，进而能够采取种种办法将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朱英：《从清末商会的诞生看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江汉论坛》1987年8期。）。 另有论者考察了民国初期成立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认为商联会领导资产阶级参加了当时国内几乎所有的重大活动，使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组织、思想上趋于成熟，进入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高级阶段，中国资产阶级的完整形态至此形成。也有论者指出，如果说在收回利权运动、地方自治运动和立宪运动中，资产阶级化绅商（如张謇等）起到了主流作用，那么，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则通过商会、商团组织厕身革命，从权应变，扮演了辅助性的二流角色，对辛亥革命的成功及最终的妥协性政治格局有着直接影响（注：马敏：《晚清绅商阶层与辛亥革命》，《华中师大学报》1991年专辑。）。如汉口商会支持武昌起义、筹款济军、支援和参加阳夏战争，对武昌起义成功有着直接的贡献。上海商团参加了革命党人领导的光复上海的起义，并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注：分别参见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沈谓滨、杨立强《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3期。）。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通过各地革命团体和同盟会领导发动起来的，各革命团体的组织成分、发展程度以及各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与分裂，直接影响革命的性质与成败，因此，革命团体的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近20年来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发掘史料，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若干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同盟会、共进会的性质和特点，对一些既存的结论提出质疑；一是对辛亥革命期间国内新知识分子为主体组建的各类社团的概貌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更能透过现象深入本质，看到若干团体的真实属性和内在复杂性，不为其表面名称所惑。

　　（三）关于立宪运动与立宪派研究

　　关于清廷预备立宪的原因，史学界在较长时间内曾一致认为，清廷宣布立宪是为革命形势所迫，目的是抑制革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近年来，有人从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演化过程、统治集团内部在新形势下的分化组合以及日俄战争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三个方面，对清廷预备立宪的动因重新进行了探讨，认为预备立宪的发生，如同19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和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一样，既是统治阶级的自救措施，又是中国近代化运动演化的必然结果，具有不以人们主观动机为转移的客观强制性。此外，在近代化浪潮的冲击下，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一个赞同立宪的政治派别，即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这是清末预备立宪得以发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成为中国政局演化的一大转折，促使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注：郑大华：《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求索》1987年6 期。）。

　　关于清廷预备立宪的性质，过去史学界一致认为，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场政治骗局，是清政府反革命两手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来有少数论者指出，就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动机看，确有其反动的一面，但立宪本身同时反映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愿望，使其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人民性和社会性，对此应该予以肯定（注：草放：《试论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质及其意义》，《社会科学》1981年4期。 ）。

　　对立宪派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表现与作用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歧异甚大。

　　一种意见持基本否定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前，立宪派“疯狂地干扰、破坏民主革命运动，这就把自己摆到清王朝帮凶的位置上”，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注：郑剑顺：《孙中山与改良派》，《学术月刊》1982年7期。）。 立宪派的宣传“使一部分热情寻求救国真理而认识模糊的人被指引到歧路上去”。同时，把立宪派分子组织起来，“形成了当时一个反对的政治势力”，这股力量以后在破坏革命方面起了很大的反动作用。因此，立宪派虽曾起过一点好作用，但却“并不能改变立宪运动的反对本质。”（注：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58-61页。）

　　另一种意见则持基本肯定看法。认为，立宪派“忧国忧民的初心始终未尝懈怠”，其所从事的立宪运动，在当时产生了积极作用。例如，使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有利于民族政治觉悟的进一步提高；激励了资产阶级和其他各界对改革内政，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政治热情；扩大了人民的某些权利；揭露了清廷的反动本质，进一步孤立了清政府（注：杨立强：《青史凭谁判是非》，《复旦学报》1980年5期。）。有的指出，立宪派当时对民族、对社会是有积极贡献的， 如发动和领导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致力于思想启蒙、兴学育才、启迪民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清政府进行斗争，发动和领导保路运动等（注：赵清：《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历史作用》，《四川大学学报丛刊》9辑（1981年）。）。 还有的通过分析国会请愿运动，论证立宪派的活动有助于革命宣传和人们的革命觉醒，打击了专制政权的威信，加剧了统治集团的矛盾，促进了革命时机的成熟，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因此，以反动政治运动定性显然不妥当（注：耿云志：《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5期。）。

　　另有论者明确指出，立宪派是进步力量。尽管他们有严重缺点错误，但“其政治大方向是正确的，主导方面是好的，对之应该予以基本肯定，不应基本否定。”他们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所追求的是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决不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是试图用另一种手段达到革命党人的目的（注：侯宜杰：《君主立宪派反对论商榷》，《历史论丛》4辑。）。

　　也有的论者试图将立宪运动和立宪派统统纳入社会学意义的“政治革命”之中，肯定其进步性，认为“试图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的君宪活动无疑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意味着非同寻常的政治革命。”因此，他们主张从语义学的角度重新推敲“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分类，放弃某些先入为主和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势与既成概念，认为那种以为革命即暴力，革命即造反，反对暴力即反对革命，反对暴力者就是反革命派的学术观念是比较偏狭和片面的（注：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绪论”，20-21页。）。

　　如何评价立宪派转向革命后的表现与功过，史学界也存在着不同意见。

　　一种是完全否定意见。认为立宪派附和革命，除了在客观上加速清政府的瓦解外，没有丝毫的积极意义，只是起了篡夺革命政权，分化革命力量，促进革命派向反革命势力妥协，而使革命最终陷于失败的消极作用。如果说立宪派对革命做了什么工作，那主要是做了破坏革命、瓦解革命政权的工作（注：刘大年：《赤门谈史录》，43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立宪派附和革命既有功也有过。一方面，大部分立宪派人虽以从权应变的态度转向革命阵营，但这一转向，终究引起了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力量对比的很大变化，使清王朝在大中城市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而革命党则得到了足资号召的势力，借以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加速发展。另一方面，除小部分真正转向支持革命以外，大多数立宪派人卷入革命阵营，都怀有自己的政治企图。他们凭借以往有组织的、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联系的政治资历，从事攘夺革命政权，离间革命力量，诱胁革命党人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妥协等等勾当。“事实证明，立宪派人的破坏，是导致辛亥革命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注：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457-458页。）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对不同立宪派人的功过是非，需要分别评判，不宜等量齐观。那些真正转变为革命派者，如沈懋昭、李平书等，对革命“有利无害，有功无过”；川、鄂、湘、皖、闽、粤等省的立宪派应变势力，既有劳绩，又有破坏革命的罪行，“利害相等，功过参半”；江浙地区的立宪派稳健势力，虽有微劳，但对革命的危害极大，可以说是“害多利少，功难抵过”；康、梁一派保守势力，拟订引诱革命派接受招安的方案以实现君主立宪，因其远在国外未能实现这一计划，对武昌起义后的局势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就辛亥革命的全过程来看，立宪派人都是因人成事，居间拨弄，论功，不在前科；科罪，也非首恶。”（注：林增平：《略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辛亥革命史丛刊》2辑。）

　　总之，围绕立宪运动和立宪派的学术争论，还远远没有完结，许多问题也尚无定论，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四）关于南京临时政府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除继续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进行讨论外，80年代以后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临时约法》的评价，以及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上。兹分述之。

　　1.关于《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过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习尚等方面的政策法令，论者从立法建制的角度给予了较多的肯定，指出这些法令“曾一度促进民主思想的高涨，激发兴办工商业的热情和发展新文化新教育的积极性，并对以后的历史有深刻影响。”（注：李时岳、赵矢元：《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136页。 ）“孙中山代表着先进的阶级，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改造社会，改革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革命行动。”（注：刘望龄：《辛亥革命大事录》，知识出版社，1981年，29页。）有的论者强调：“这些法令，有的立即实行或逐步实行了，有的则只具空文而没有来得及实行。但是，不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值得赞许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权优于封建政权，具有一种崭新的面貌。”（注：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439页。）“正因为孙中山搞了法治， 使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的新观念深入了人心，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此，袁世凯复辟封建专制的一切倒行逆施，虽得逞于一时，而最终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注：唐上意：《南京临时政府的立法建制》，《近代史研究》1981年3期。）

　　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历史地位和影响，一般论著评价颇高，认为“这个约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多年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民主思想的结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宪法”（注：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473页。）；“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 是辛亥革命的一项积极成果，在中国宪法史上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注：陈胜粦：《论孙中山在创建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4期。 ）有的还认为：“《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部革命的宪法，也是资产阶级绝无仅有的一部民主的宪法”，是当时亚洲各国“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民权宪章”（注：刘望龄：《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4期。）。 它不仅“显示了孙中山创立共和国的性质”，而且“成为革命民主派为保卫共和国而斗争的一面旗帜”（注：陈锡祺：《论孙中山在南京政府成立前后的活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163 页。）。“如果认为以《临时约法》为旗帜的护法运动遏止了北洋军阀所代表的大地主复辟倒退的反动潮流，是不为过分的。”（注：曹三明：《试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历史功绩》，《山东大学学报》1982年3期。）

　　对于《临时约法》的局限，有的论者以其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缺少“任何真实的人民民主权利”而予以批判。有的论者则强调要进行历史的分析，在中国尚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反封建是主要任务，因此，对于《临时约法》“只要指出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就不难理解它所存在的局限，而不必在具体内容上作过分的苛求”。“《临时约法》的阶级局限，主要的不表现于它所规定的内容，而在于内容之所不足”。尽管它规定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但这是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是中国人民“谋求民族振兴、国家发达的重要起点”（注：刘望龄：《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4期。 ）。

　　2.关于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

　　财政是一个政权的命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财政极度匮乏，由此带来一系列恶果。对这一问题，不少论者进行了研究。

　　关于造成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的原因，有的论者指出，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其次是临时政府内部不统一。由政治上的不统一影响到财政上的不统一，如临时政府管辖之下虽然名义上有十数省区，但控制着各省军政大权的都督对临时政府在财政上根本不予支持（注：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册，453-454页。）。

　　有的论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清政府原有的税收系统已全部崩溃，而新的税收系统又未迅速建立。各地军政府截留税款，帝国主义扣压关税，连数额很小的官业收入和杂税临时政府也难以得到。因此，其正常的财政收入来源绝大部分已形枯竭，加之资产阶级对临时政府的财政支持十分有限，使临时政府发行公债和军用钞票及借款等措施均未收到明显成效。由于以上原因，南京临时政府自始至终未能摆脱财政危机（注：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辛亥革命史丛刊》5辑。）。

　　还有的论者阐明，财政困难一开始就是革命党人面临的难题，只不过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最为突出。其原因在于，作为革命主要力量的中小资产阶级的企业小，资金微薄，且随时有破产的可能，根本拿不出多少钱用于革命；大资产阶级则热衷于搞君主立宪，不愿支持革命。因此，在国内筹款很困难，只得仰赖于对外募捐和借款，而这种收入是不固定的，数量也是有限的。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支出款项较诸革命初期成倍增加，财政困难随之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注：汲光远等：《财政困难是辛亥革命失败原因之一》，《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2期。）。

　　财政困难使南京临时政府处于极为艰难的境地，严重影响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对内对外政策，威胁到南京临时政府的生存。有的论者指出，临时政府的收入有61.3%来自外债，“这样一个列强的债务人，其对外政策又安得不软弱？”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均对袁世凯存有戒心，但之所以同意与其达成和议，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财政的极度匮乏（注：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

　　有的论者强调，财政困难是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夭折和整个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费拮据在辛亥革命的每一个时期和每一个事件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使革命党人在同敌人斗争的同时不得不分出很大精力和力量去为经费奔波，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资产阶级没有采取切实可行的经济补救措施，因而也就始终没能根本扭转财政上的劣势。经济上的拮据，导致了政治、外交、军事上的软弱，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反对势力的淫威面前败下阵来（注：汲光远等：《财政困难是辛亥革命失败原因之一》。）。

　　（五）关于民初政局研究

　　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二次革命”失败的不足两年间，中国政潮迭起，党派林立，社会各阶级、各党派和各政治势力，积极活动于政治舞台上，显现出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多地集中于孙中山让位问题、民初政党林立和对“二次革命”的评价问题。

　　1.孙中山让位问题

　　在探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而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方面，论者各执己见，存在较大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孙中山让位主要是由于革命力量过于弱小。“武昌起义后，同盟会的迅速解体，内部矛盾、冲突的日益尖锐化，妥协潮流的出现，是迫使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的一个方面。而帝国主义列强、袁世凯从外部，立宪派从临时政府内部对革命派施加种种压力，则是迫使孙中山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的又一个方面”。孙中山在认识上的弱点固然不无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力量之间的对比，即革命的力量过于弱小，反革命的力量过于强大”，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局，是不以孙中山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注：胡绳武、金冲及：《孙中山在临时政府时期的斗争》，《历史研究》1980年2期。）

　　一种意见认为，主要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妥协退让。孙中山并不是根本上反对议和与妥协，在他看来，只要能建立共和，实现民权，“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孙中山让位的根本原因在于“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企求“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注：宝成关：《论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有的则谓：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强大，是迫使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孙中山“不战而胜”的策略思想，从而使他以自愿让位、交出领导权为代价，争取袁反戈一击，迫使清帝退位。

　　有的研究者对主客观论均提出质疑，提出孙氏让位是“时代的选择”和“阶级的选择”，理由有四。第一，资产阶级本体的变化。辛亥革命后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互“融合”，两派之间的壁垒已不复存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野已渐次转化为“地方性利益集团的畛域”，而江浙集团这一地方势力的崛起，成为袁世凯“收拾局面”的支持力量。第二，袁世凯的“强人”形象与分量。袁氏不同于封建官僚，是从政治上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代表，在直隶、北洋任上，积极推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塑造了“锐意革新”的“一代强人”的社会形象，因此为中外所推重，形成“非袁不可”的心理。第三，孙中山与资产阶级的“隔膜和疏远”，民生主义思想的“超前发展”，使资产阶级普遍“难以忍受”，而导致被“遗弃”。第四，多方面的力量所合成的社会“总力”，也向袁世凯倾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尽快统一全国，稳定社会秩序和免遭亡国，必须寻求与社会各阶级、各群体以至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平衡，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遂成了维持“平衡”的“保护神”。正是在上述因素和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而出现孙袁嬗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是无可奈何的“错误的选择”（注：韩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1986年5期。）。

　　对让位的利弊与影响，看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对革命造成极大危害，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让位的行动不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这种错误的决策当然会产生消极的作用，所以它成为辛亥革命的降弧--如果不是终结--的标志。”（注：张磊：《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81年3期。 ）有的认为功过参半，“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所造成的后果，是正确与错误交织，成功与失败并存。它既分化了敌人，又断送了革命成果；既加速清朝的崩溃，实现了南北统一，又促使民国变质；既赶走了封建皇帝，又为袁篡权打开了方便之门。”（注：彭大雍：《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思想基础》，《光明日报》1983年4月6日。）有的则予以全盘肯定，认为让位之举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最后完成”，它“促使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从而顺利地达到推翻帝制的目的，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注：徐梁伯：《应该重新评价“孙中山让位”》，《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4期。）。

　　2.关于“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导火线是因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提倡政党政治而遭袁世凯暗杀的“宋案”引起的。关于宋教仁及其政治主张的评论，已经争持数十年，至今仍然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关于政党政治，早期的观点认为，“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企图用议会斗争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这样他就由资产阶级革命派倒退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去了。”（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一些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708页。）有的指出，“在民国初年， 摆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面前的客观任务理应是准备武装斗争来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但宋教仁放弃了武装斗争的准备，在敌人的暴力面前，幻想通过议会选举去掌握政权。这难道不正是议会迷的典型病症吗？这种病，难道不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具体表现吗？”（注：朱宗震：《试论革命党人在民初政争中的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1 期。）

　　持相反意见的文章则认为，当时摆在革命党面前的重要课题是“为建立一个民主制度而斗争”，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与政治实践“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党之间为夺取执政地位的斗争，也不是搞议会去为封建军阀装点门面，而是一心一意要运用议会民主和政党内阁来限制和取代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用现在我们的想法，去指责前人。”（注：林增平：《宋教仁，为民主宪政而献身的杰出革命家》，《宋教仁纪念专辑》，140-141页。）有的还强调，宋氏的议会政治主张，是当时“最能体现资产阶级‘民权’的政治制度”，是进步的。

　　关于“二次革命”的性质，论者大都认为是一次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而不具有严格意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但在具体评估的尺度上有所不同。

　　有关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点展望

　　从以上综述不难看出，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后，在新老几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学科形态，其研究的起点已经很高。但是，研究起点很高，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史研究已面临“终结”或已经“终结”，恰如这一领域中的不倦开拓者章开沅先生所言：“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亦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越来越可以冷静下来，以平实的心态和理性的睿智来客观地探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时，蒙在其上的面纱将被一层层揭去，若干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和事实将逐步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如同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不会穷尽一样，史家对历史的阐释也永远不可能终结，任何合理的阐释都只可能是相对的。就此而言，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从许多方面来讲，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都还方兴未艾，前途尚未可限量。

　　问题是，在现有的高起点上，辛亥革命史研究究竟应如何深入？其未来的取径到底何在？历史是未来的一面镜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总结过去，从过去20年来的大发展中，清理出未来发展的线索，用以指导下一世纪的研究。回顾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认为，新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致力于加强或拓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取向。

　　首先是继续发掘辛亥革命的有关史料，以新材料的发现带动学科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作为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以新材料的发现作为研究的前提和突破口。新的观点可以层出不穷，但若没有坚强的史料作为支撑，很可能是昙花一现，经不住时间的检验。这当然是老生常谈，却又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能获得出人意料的进展，不正是得益于一大批鲜为人知的新材料的发现，或注意到了一些过去不曾留心但确于研究有补的“旧”材料吗？

　　仅就人物研究而论，这些年来孙中山研究能成为辛亥人物研究中的一门显学，长盛不衰，除他本人的重要性而外，与前面提到的《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全集》等一大批系统资料的陆续面世不无关系。正是新材料的陆续发现，使研究者有可能纠正过去的一些误断。如关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一事，过去绝大多数认为是其早年倾向于改良的例证，但近年所发现的一些资料，却显示孙中山是为了能与李鸿章面谈，劝其反满，是其革命开始阶段的一项重要活动（注：黎澍：《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历史研究》1988年3期。）。同时， 新材料的发现，又可以使人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如有关孙中山的宗教思想，过去只知道孙系一基督徒，但其信仰的内容和程度究竟如何，却处于模糊的状态，鲜有深入的研究。近年来有研究者利用一些新的资料，对孙的宗教观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开辟了孙中山研究的新领域（注：田海林：《孙中山宗教思想纵横论》，载刘泱泱主编《辛亥革命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又如，正是像《辛亥人物文集丛书》一类在革命中比较次要人物的文集的出版，推动辛亥革命研究者把视野扩大到少数革命领导人以外的更广大人群，扩大到革命壁垒之外各种类型的人物，使人们对辛亥时期的历史获得更深刻、全面的理解。

　　尽管这些年出版了一批又一批辛亥革命历史资料，包括一些珍贵的档案资料，但绝不可以认为已穷尽了相关的资料。例如英国外交档案中已经发掘出来的资料，只是该档案中与辛亥革命相关资料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资料有待发掘。又如各地海关档中也有大批与辛亥革命史相关的档案资料，尚未来得及加以系统的发掘、整理。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商会、商团档案均未正式出版，已经整理出的苏州商团档案由于经费原因，也未正式出版。这些相关史料的发掘、出版无疑可以推动辛亥革命研究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深入。

　　其次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某些既有的规范认识。在历史研究中，人们之所以得出一些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或不全面的资料的误导，往往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有些错误的造成又不在资料本身，或者说不完全是资料的原因，而在于人们认识问题或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其中，被似是而非的规范认识所误是出现问题的一个方面、一种原因。

　　所谓规范认识，与托马思·库恩所论证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有关，但又不完全相等同。“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注：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的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141页。 ）这些信念源于大多数人或某些权威的厘定，经多次重复后，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分析问题时不言自明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应当说多数规范认识是正确的、合乎事物内在本质的理性认识，是我们讨论问题不得不遵循的共同前提。但也不得不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确有些规范开始发生问题，已不能满意地解释实证研究所揭示的矛盾现象。换言之，即出现了所谓规范认识的危机。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规范危机现象。例如，过去对辛亥革命的内在涵义，几乎是不言自明，用不着讨论的，但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疑问出现了：辛亥革命究竟是一种政治革命还是一种社会革命？如果说是一种政治革命，那么是不是反对暴力就是反对革命，应否将改革、立宪的主张也纳入政治现代化意义上的政治革命的范畴？换言之，立宪派是否就是反革命派？辛亥革命中到底是否存在这两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同时，从政治革命的视角看，过去所说的辛亥革命既胜利了（推翻了清王朝），又失败了（民国是一块“空招牌”），是否存在学理上的悖论？因为在同一民权政治视角下，是否允许存在既胜利又失败的形式的混乱（注：参见郭世佑《晚清政治革命新论》，518-519页。）。另一个问题是前面提到的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问题。过去通常认为由中小民族资本家构成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并作为定论写进了教科书，但深入的研究却表明很少有中小资本家真正支持革命，反之，他们倒对“自治”、“立宪”一类改良性运动表示兴趣。由于与事实成悖论，这一规范认识已遭受质疑。还有一种规范认识是由所谓“假问题”引起的。如长期认为武昌起义后成立了“谋略处”作为临时性的最高革命权力机关，负责实际主持军政府工作。根据这种既成定论，不少人发表文章大谈“谋略处”在武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对史实的进一步考证证明所谓“谋略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系因对当事人错误的回忆陈陈相因、辗转抄袭，而最终三人成虎地杜撰出来的（注：吴剑杰：《谋略处考》，《近代史研究》1987年2期； 张海鹏：《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历史研究》1987年4期。）。

　　虽然并非只要对某种规范认识产生怀疑就证明该规范认识必错，但有根据的怀疑毕竟是创新的第一步。认识史证明，对旧理论的改造和新理论的确立，常常是从原有的概念和研究规范暴露出其不适用性开始的。因错误的规范认识同正确的规范认识一样，其影响不仅在于引导人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使人们不想什么，从而带来思想的禁锢。下一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要想继续有所创新，不去大胆地怀疑并超越某些传统的规范性认识，进一步解放研究者的思想，恐怕是很难做到的。

　　第三，须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和范围。首先是纵向的拓展，将辛亥革命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中来考察。过去在辛亥革命研究中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将这场革命局限于短短几年间，向前延伸到了革命的酝酿、准备阶段，向后扩展到了民国最初十几年间的政潮，从而避免了太平天国研究中那种很快走到尽头的感觉，不断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现在，有人提出辛亥革命中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方式的远因，甚至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儒学的动向之中。也有人提出应深入研究“辛亥”与“五四”之间的内在联系，包括思想史意义上的一脉相承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必将大大拓展我们的历史视野，增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史纵深度。就辛亥革命的社会意义而言，只有将其置于历史的较长时段中，才能真正看清其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

　　其次是横向的拓展。近2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从横向大大拓展了研究范围，但仍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有若干薄弱环节尚须突破。例如，较之对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的研究状况而言，对清政府方面和封建统治者的研究就显得不足；较之对沿海沿江地区、城市、工商业的研究状况而言，对内地、农村、手工业和农业的研究就显得不足；对著名人物和精英文化研究较多，对一些经历复杂、瑕瑜互现或是反面的人物研究不足。与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世界各国的政治革命或改革进行比较研究，也属于横向拓展的范围。近年来，已有学者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和菲律宾革命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一些富有启示性的新结论。这方面的比较研究还应继续和加强，应该有更多的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来参与此项比较研究。

　　横向拓展的另一路向，是走向地方史，即在与地方史研究的结合中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获得新的动力和活力，开辟出研究的新天地。在这方面，四川保路运动史的研究颇有启迪性。正是与地方史研究相结合，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获得了不少新资料，提出了若干新问题，得出了若干新结论。最具代表性的即是隗瀛涛先生所著《四川保路运动史》。该书从四川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利用大量地方史资料，考察了当时四川社会基本矛盾，指出保路运动的基本动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资产阶级则充当了领导者。该书对川汉铁路资本积累的特点、四川地主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同盟会在四川的政治作用等，均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另美国学者周锡瑞对两湖（湖北、湖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将辛亥革命史研究与地域史相结合的成功之作。这些成果预示辛亥革命史与地方史结合的研究，必将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最后，归结而言，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学科所取得的种种令人鼓舞的新进展，实际上已关涉史学界近期所热烈讨论的史学范式（paradigm）的转换问题。已有学者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探讨社会史的根本内涵，认为社会史的兴起，实为历史研究的一场“范式”革命，其实质内容是由政治史的传统范式向社会史的新范式转移，即由整体的、综合的“社会史”的研究，代替单一的、狭窄的“政治史”研究（注：参见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2期。）。

　　辛亥革命固然是一个政治事件，但它涉及广泛、复杂的社会变动。因此，完全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对之进行“整体”、“综合”的研究，使之形成“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史的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进行研究范式的改造，突破仅仅从政治局面去解释历史的局限，使之在眼界、方法、材料上统统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大大丰富研究者的思想和研究的内容。回顾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其实正在悄悄经历一场研究范式的转移，只是还没有自觉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罢了。这场研究范式转移的内容概而言之即是：（1）从革命向社会转移。早在70 年代末80年代初，有的学者即敏锐地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是过分集中于少数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而“对整个社会环境考察剖析却非常不够”，建议研究不仅要强调经济动因的重要性，“也要注意到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以致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正是循此“从革命走向社会”的思路，一些研究者将探索的重点从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转向社会团体（如商会、商团、体育会、救火会、教育会等等）、社会结构、社会风俗、社会文化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大大加强了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也有的研究者将辛亥革命与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深入地探索其社会变革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从革命走向社会，并非意味着取消或“告别”革命，而是将革命导入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反过来亦是加强了对革命的研究。（2）从个体向群体转移。将研究重点转向社会， 落实在对“人”的研究中，就是突破对单个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研究的正史格局，注重社会群体的研究，注重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任何出类拔萃的英雄豪杰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一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恰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过去，我们往往浮光掠影地强调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却不能深入探求它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到底是怎样在那里活动，因而无论对革命运动还是对立宪运动所作的阶级分析和功过评论，便往往因为论证不足而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注：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207页。）从近20 年的研究进程看，正是因为加强了对作为阶级和个人纽带之间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研究，在辛亥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绅商群体、近代企业家群体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由此对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便获得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能够做出更为令人信服的说明。（3 ）从表层向深层和基层转移。近20年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又一突出取向，便是从短时段的政治表层事件逐渐过渡到更多地研究诸如当时的社会心态、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社会生活、社会动员方式等深层次、长时段的问题。一些研究者尝试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分析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心理结构、孙中山的伟人品质特征、宋教仁日记所反映的宋教仁的心理状况，取得了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这方面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

　　上述种种说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范式正在发生革命，辛亥革命史研究正在融入“新史学”的潮流，渐次具备了“总体史”、“综合史”的格局。下一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有可能实现由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向“总体的”、“综合的”社会史研究范式转换，并在此基础上开辟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