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篇幅等原因，本文详述的内容主要为中国内地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参考文献：章开沅等著《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林增平等著《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湖南出版社，1991年。

　　辛亥革命使中国告别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踏上了建设民主共和国的漫漫长途，对这次革命的研究在革命尚未结束时就已开始，至今仍在持续进行，其间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热潮，尤其近20年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使辛亥革命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最重要的分支。

　　本文拟对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做一简略回顾，总结其学术成就，展望未来研究的走向。

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有关辛亥革命的著述， 早在这场革命进行过程中便开始出现了。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这个关系到国际法的复杂案件，立即引起法律专家们的关注，他们发表文章对此案件进行探讨，随后又将其作为典型案例收进国际法教科书。这恐怕是对这场革命中的重要事件的最早研究。后来孙中山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宫崎寅藏于1902年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次年章士钊据以译编为《孙逸仙》，在国内刊行，一时风行天下，成为鼓吹革命，宣传孙中山思想与业绩的重要著作。这应该是最早关于辛亥革命领导人的传记作品了。

　　但在严格意义上，中国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当开始于1912年民国成立前后，一批记载革命过程的史书相继面世。最早的辛亥革命史书，是苏生编写的《中国革命史》，该书于武昌起义后不久（辛亥九月）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大革命写真图》，以图片汇集的形式反映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而最早以“辛亥革命”命名的史书，则是1912年6月刊行的渤海寿民编的《辛亥革命始末记》， 实际上系剪报辑录。前后出版的其他记述辛亥革命的书籍，有《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郭孝成编）、《共和关键录》（观渡庐编）、《浙江革命记》（顾乃斌撰）、《湖北革命实见记》（胡石庵著），等等。如果说前几种著述系属报章资料和文件汇编，那么，《浙江革命记》述秋瑾之死至杭州光复始末，《湖北革命实见记》记武昌首义之经过，皆为系统的史事记载。虽然这些作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还算不上科学的史学著作，但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说，均可视为彼时之当代史。特别是胡石庵还提出将武昌起义作为“信史”来写的几条原则：“从实以记，不偏不党，不讳亲，不避仇；不畏强御，不轻弱贱；是者是，非者非；善者善，恶者恶；得者得，失者失；可取者取，可舍者舍；可美者美，可丑者丑；可褒者褒，可诛者诛。”（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3页。 ）至今对治史者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这一时期出现的具有比较正规的编著体例的著作，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基博所编《无锡光复志》，内分6篇：匡复、军政、财政、 民政、司法、自叙，粗备专志规模。曾任民初参议员的谷钟秀编写的《中华民国开国史》，由泰东图书局于1914年刊行。是书在绪论和结论外，以三编分述组织政府时代、临时政府时代和北京政府时代史实。另一种早期著述形式，系由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式著作。其中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居正《辛亥札记》、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等，由于有亲身经历为依据，并保留了大量原始材料，更有的作者具有一定的传统史学功底，采用纪事本末或别的体裁叙述历史，附录大事年表或名录传状等等，不失为有价值的辛亥革命史著作，至今还被一些辛亥革命史论著列为主要参考书目，或加以引用。

　　以上这些关于辛亥革命的最初著述，尽管往往流于资料罗列，未免粗疏，却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史料，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点，其前驱先路之功不可没。

　　30年代以后，国民党开始着手党史的编纂和研究，辛亥革命史被纳入其中，出现了一批以辛亥革命命名的著作，较有影响者为左舜生、郭真等人的作品（注：左舜生：《辛亥革命史》，中华书局，1934年；郭真：《辛亥革命史》，北新书局，1929年。）。当时有一些人物传记出版，特别是孙中山的传记，因其逝世，后来又被推崇为国父而猛增。由于动员华侨参与国内建设和抗战的需要，有关华侨与辛亥革命的著述也占有一定比例。这些著述大多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打上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划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

　　然而有几位国民党人以比较严肃的辛亥革命著述而被列入史家名录，他们的作品或以资料搜罗丰富取胜，或以体例比较严谨见长，或则长期致力于若干史事的考订，比较具有参考价值。如，曾经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邹鲁，继早年编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之后，编著了《中国国民党史稿》（注：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1929年由民智书局初版， 后商务印书馆再版， 中华书局1960年重印。），按组党、宣传、革命、列传四篇分别记述革命团体的建立、革命党人的宣传活动、历次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尤以党人传记史料价值为高。少年时代即参加兴中会，民国初年曾任稽勋局局长的冯自由，用主要精力从事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著述，以一批辛亥革命参加者提供的资料为基础，编撰了《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华侨革命开国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等（注：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3集，续编1册），上海革命史编辑社出版第一集，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在重庆出版第二、三集，1946年在上海出版续编；《革命逸史》（6集）， 商务印书馆于1939-1947年出版5集，中华书局于1981 年重印时将未印之第六集一并印行；《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其中《革命逸史》根据有关资料撰成革命史实220余条，举凡兴中会、同盟会会员事迹、 历次武装起义经过等，均较为详细。该书兼采传闻异说，参以典故和嘉言懿行，不少为他书所未载。学者出身的罗香林，则利用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征集的资料，撰著了两部关于孙中山的著作《国父家世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42）、《国父之大学时代》（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根据有关资料，考孙中山家世源流，记其早年生平事迹，常有他书所未载之史实，足资参考。因当时条件限制，以上这些著述除观点上的局限性外，史实上也不乏以讹传讹的情况。《革命逸史》部分材料采自他人原稿，失于校核，每多错讹失实和自相矛盾之处，今人若撰考订，其篇幅或可在原书之上；《国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后，其结论影响甚广，但亦引起若干反对意见，谭彼岸、邓慕韩、邱捷与李伯新先后就此撰文辨误，指出该书“国父上世源于广东紫金”说不能成立，并根据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仍认定翠亨孙氏源出东莞（注：谭彼岸：《孙中山家世源流及其上代经济状况新证》，《学术研究》1963年4期； 邓慕韩：《〈国父家世源流考〉正误》，手稿，原件藏香港大学；邱捷、李伯新：《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罗香林教授〈国父家世源流考〉辨误》，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

　　30年代末至40年代，出现了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辛亥革命史的著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从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对象、动力等问题的分析入手，论述了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历史功绩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虽为政治宣传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书中一些观点，如关于袁世凯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等提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黎乃涵（黎澍）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香港生活书店，1948；1954年改订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重新印行）堪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辛亥革命的少数开创性成果之一，书中论述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与妥协、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大独裁者与政党政治、洪宪帝制及其失败的史实，说明辛亥革命“成以妥协--强黎元洪为都督；败亦妥协--让临时大总统与袁世凯”。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上海生活书店，1948）除了论述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揭露帝国主义利用辛亥革命进一步加紧对中国侵略的罪行外，还把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政治势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条分缕析地理出一条线索。这些著作虽然有着为当时革命斗争服务的鲜明政治色彩，史料的运用也略显粗糙，但由于运用了唯物史观，改变了观察历史的视角，不仅在1949年以前关于辛亥革命的众多著作中独树一帜，而且为1949年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如果说，1949年以前，国民党人关于辛亥革命的著述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打下了史料方面的基础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则为新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总之，1911-1949年在辛亥革命史学史上是一个奠基的阶段。

1949年至1978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从严格的意义来说，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逐步形成的。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旭麓著《辛亥革命》一书，可视为新中国史学界专门研究辛亥革命的开山之作。它与在此前后发表的胡绳武《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形成》等论文一道，标志着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门分支学科的诞生。

　　随着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的到来，出现了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第一个浪潮。那年，毛泽东、吴玉章等分别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等文章，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做了许多深刻的论述；黎澍、荣孟源等还就1905年俄国革命对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文章达200余篇之多。

　　50年代的辛亥革命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辛亥革命的原因、革命团体的形成和革命思想的传播、孙中山领导的武装反清斗争、帝国主义的干涉等方面，并就辛亥革命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总的说来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有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陈旭麓的《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胡绳武、金冲及的《论清末立宪运动》等。从资料来看，当时也处于草创阶段。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开新中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编纂之先河，此后，大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相继出版，其中《辛亥革命》资料有8册，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也影印再版，辛亥武昌起义的参加者撰写了《辛亥首义回忆录》4辑， 加上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和《云南杂志选辑》、《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但到50年代末，在“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下，刚出现发展势头的研究暂趋沉寂。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辛亥革命研究重现活力。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辛亥革命研究工作者不顾当时物质条件的艰难，潜心学术研究，积极参与讨论，并在武汉举行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代表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收入会内外论文32篇，近50万字，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一批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坚的中青年学者崭露头角，除了前述陈旭麓、胡绳武、金冲及、李时岳等人外，还有章开沅、林增平、李文海、龚书铎、汤志钧、隗瀛涛、吴雁南、张磊等人，以他们高水平的研究论著赢得人们的关注。

　　60年代前期，有关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也取得很大进展。全国政协号召高龄委员撰写回忆录，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政协委员撰写了许多回忆文章，由全国政协选编了6卷本的《辛亥革命回忆录》， 还有以个人著作形式出版的回忆录，如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等，这些回忆录取材多据亲身经历和见闻，不少内容为他书所未载。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资料》（南京临时政府公报）、中华书局编《秋瑾集》以及广西、广东、内蒙古、上海、江苏等省市辛亥革命资料的出版，丰富了辛亥革命研究的资料库。

　　与1949年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相比，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整体上看，历史唯物主义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指导思想，从而便从根本上与以往的旧史学区别开来，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例如，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问题，过去的中外学者大多单纯作为种族斗争来理解，甚至据以歪曲地判断辛亥革命的性质。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则一般都能透过种族斗争的表象，深入探讨其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社会内容，明确地肯定它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当然同时也指出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给辛亥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害。1961年《历史研究》第5期刊载的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一文， 系统地论证了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间里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导致革命失败的结局等重要问题。尽管其中一些论点（如清初反满斗争是否都是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太平天国反满观念是否单薄？）曾经引起过争论，但这篇文章毕竟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民族问题的理论为依据，用纵览全局的方法系统分析反满问题，从而使读者开阔了眼界。

　　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国民党官方学者从未涉及的重要问题，而1949年以后却受到学者们的极大重视。60年代初年，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与农民建立过联合战线，史学界展开过一场热烈的讨论，许多学者通过这个问题，对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格、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等许多方面，做了艰苦的探索并获得不少有益的成果。这个讨论还延伸到对于作为辛亥革命两支动力的会党与新军问题的探索，人们分别就会党的阶级成分和性质以及新军的成分、性质和作用等问题发表了研究成果，并且进行了饶有兴味的相互切磋。这些讨论的意义，不仅在于探讨会党与新军是否能够和曾经充当资产阶级联合农民的渠道，而且还在于有些论文进一步剖析了清末社会结构和所谓“新政”的实施情况。

　　对孙中山的研究在1956年以后曾经形成热潮，探讨的重点显然是在这位伟大革命家的思想和政治纲领方面，并且出现了一支略具雏形的研究队伍，比较活跃的不仅有李光灿、陈锡祺这样的老辈学者，而且还有李时岳、李泽厚、张磊等一批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关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曾经发表过为数较多的论文，其中有些作者的研究已经具有相当的深度。关于民生主义，特别是关于平均地权问题，曾经出现过热烈的争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民生主义是否包括节制资本的思想？平均地权纲领是否仅限于城市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思想是否已经产生？对于这个纲领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也是许多研究者极为重视的课题。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中存在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积极因素。但是唯物论因素与唯心论因素两者孰占支配地位？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孙中山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以至作为认识论的知行观？在这些方面争论一直持续未断。这些分歧和争论有力地推动着孙中山研究的不断发展，同时也说明人们对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尊重，确实是建立在科学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思想驳杂的章太炎，也受到研究者的极大重视并引起热烈的争论，或称之为地主阶级反满派，或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或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讨论涉及章太炎的全部言论和实践，涉及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学术思想以至宗教思想。侯外庐在1961年发表的《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无神论思想的历史特点》（《光明日报》7月31日）一文，把文化战线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对立， 与各种阶级力量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联系起来考察，并且试图从哲学史的角度对章太炎等人的无神论思想做深入的分析和总结，系当时很有见地的学术成果。但对章太炎探讨较多的还是政治方面，对其他一些方面只能算是初步接触或略有涉及。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关于章太炎的争论一直延续下来。研究秋瑾的文章为数之多，仅次于研究孙中山和章太炎的文章。这显然因为她是为数不多的女革命家中的豪杰，表现出崇高的品格和卓越的才能。对秋瑾的评价几乎是一致的，存在的争议仅仅是关于她确切的生年。研究者考察较多的人物还有黄兴、宋教仁、邹容、陈天华以及张謇等等，引起争论的问题不仅限于他们的阶级属性和历史功过，还涉及政治思想和经济背景。也有些研究者把探讨的范围从个人扩大到某一社会集团或政治流派，譬如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清末革命派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以至国粹主义思潮等等问题。这些集团的研究与单个的研究相辅相成，使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逐渐全面和丰富起来。

　　过去国民党人的辛亥革命史研究，通常单纯侧重于孤立的政治活动和个别先知先觉人物的活动，认为辛亥革命不过是一次“全民革命”，而否认资产阶级的整体性作用。1949年后的研究，则强调了经济背景与阶级关系的探讨，强调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性社会力量来进行研究。关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研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性格的研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内部阶层区分的研究，均是通过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这条线索的把握，以透视辛亥革命时期种种看来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特别是透过各种矛盾交错的意向来探讨各个阶级、阶层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活状况，从而获得若干带规律性的科学的判断。在这方面，章开沅先生提交给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准备、爆发、失败三个阶段，对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格，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剖析和理论概括。提交会议的还有他另一篇论文《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通过对湖北地区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全面分析，以具体史实论证了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的必然性。这两篇论文虽然有其历史的局限，但总揽全局，高屋建瓴，议论纵横，堪称新中国早期辛亥革命史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受到同行的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以前，中国内地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的书籍50余种，资料30余种，论文500篇左右。这表明，通过10 多年的努力，辛亥革命史领域已经形成一支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相当水平的研究队伍，为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当然，毋庸讳言，60年代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够成熟的，尚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章开沅先生所概括的“四多四少”的现象：第一，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第二，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第三，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第四，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他还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上述“四多四少”的现象，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外，极左思想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被混同于腐朽阶段的资产阶级，统统都是应该给予批判的否定对象，随意运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切实的史学研究”（注：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三十年》，《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4-225页。）。

　　这一阶段研究本身的不够成熟还表现在，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尚停留在“小册子”状态，不仅篇幅有限，内容也多为知识性、介绍性读物，缺乏研究深度。研究人员多为单枪匹马的个人爱好者，以辛亥革命为共同研究方向的人员相对集中的研究群体很少。那时的学术讨论明显地带有为革命领导人言论做注脚或用革命领导人的言论去套裁史实的倾向。当时史学研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常常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道路和方法去苛求资产阶级革命。如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准绳，对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主张的“中央革命”（即在北京或其他大都会举行武装起义）持否定态度。又如套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把主张通过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权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说成是“议会迷”。其实，“中央革命”也好，“议会斗争”也好，尽管作用有限，成败难料，但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表现了他们为实现革命目标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辛亥革命研究，虽然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巨大的。

　　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活动基本停顿，辛亥革命60周年也未像50周年那样举行学术讨论会，只是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和人民出版社的“学点历史丛书”中可以见到有关辛亥革命的小册子。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多数为“四人帮”的政治阴谋所左右，辛亥革命被歪曲成“反孔与尊孔”的“儒法斗争”，章太炎被奉为尊法反儒的“法家”，其著作《秦政记》、《秦献记》受到过分的关注，其他人物则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辛亥革命史研究遭到严重摧残，不少研究人员受到残酷迫害，学术园地一片凋零。

80-90年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

　　1977年， 樊百川的《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 》（《历史研究》1977年1 期）和李润苍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四川大学学报》1977年4期）两篇文章以拨乱反正的勇气， 对“四人帮”践踏历史研究的科学准则，歪曲辛亥革命史实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初步的揭露和清算。就在这一年，以章开沅、林增平为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成立，次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正式建立，金冲及和胡绳武也着手修改他们在1962年写成的《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的初稿，这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队伍重新集结，中断了10年之久的研究工作重新恢复并开始步入正轨。

　　随后，学者们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章开沅就如何恢复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解放思想，突破禁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本身来说，要打破所谓“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这些对辛亥革命史研究带有指导意义的言论，在与陈腐的封建史学糟粕彻底决裂的同时，大力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促进史学真正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轨道，得到繁荣发展。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余年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概括而言，这一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改变了从前单兵作战的状况，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等都是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人员相对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研究机构。史学界在这个时期还培养了一批以辛亥革命为主攻方向的硕士和博士，这些史坛新秀已成长为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方面的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以中南地区学者为主，得到全国各地有关学者支持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全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的成立，更是辛亥革命史学史上的大事，后来部分省市也相继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孙中山研究会。湖北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也成立了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广东作为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发起成立了孙中山基金会。这些团体构成了新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网络。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辛亥革命史丛刊》和《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创办的《孙中山研究论丛》等刊物，作为辛亥革命研究者的学术园地和精神家园，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支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机构和团体在开展学术讨论，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促进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结束了从前“小册子”的时代，各具特色的学术专著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对辛亥革命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显示了新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高水平。80年代有几部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问世。他们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由鄂、湘、豫、川、黔、粤等省学者集体撰著的《辛亥革命史》（3卷本，120万字，人民出版社，1980-1981）；金冲及、胡绳武合作撰著的《辛亥革命史稿》（4卷本，150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李新等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同人集体撰著的《中华民国史》（多卷本，中华书局1981年起陆续出版）等。这些著作，或以内容全面、体例完整见长，或以主线突出、史实详尽取胜，或以史料丰富、论述精当著称，均可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精品。此外，研究各地辛亥革命的著作不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新的突破，让人耳目一新，如：隗瀛涛的《四川保路运动史》，贺觉非、冯天瑜的《辛亥武昌首义史》，吴剑杰的《辛亥革命在湖北》，王天奖、邓亦兵的《辛亥革命在河南》，冯祖贻、顾大全的《贵州辛亥革命》，杨渭生的《辛亥革命在浙江》，魏长洪的《辛亥革命在新疆》，以及湖南史学会编的《辛亥革命在湖南》等，均对地方的辛亥革命进程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从中观或微观研究的角度，弥补了以往辛亥革命史研究注意全国较多，地区性研究比较薄弱的不足；而林家有的《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一书，更是填补空白之作。人物研究的著作比较突出的有张磊的《孙中山论》，李时岳、赵矢元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尚明轩的《孙中山传》，姜义华及唐文权、罗福惠的同名著作《章太炎思想研究》，迟云飞的《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以及关于邹容、陈天华、秋瑾、蔡锷、黎元洪等人的传记，在研究人物生平和思想方面都有较大进展。

　　第三，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时开创的每10年举行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惯例，在1971年辛亥革命60周年时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后于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时得到恢复。开放心态下的学术交流，既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和思路，也使原先的研究因借鉴和争论而得到了深化。海外学者的选题、论证和结论，有不少能激发我们的思考。这时中国内地学者已开始关注国外史学的新进展，翻译出版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如〔美〕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美〕韦慕廷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美〕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美〕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加〕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等。同时，内地学者走出国门，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上，中国海峡两岸学者同堂讨论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开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学术交流之先河。为了回应海外学术界提出的挑战，内地学者对许多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与深入研究。这样，不仅把被“十年动乱”耽误的研究工作恢复起来，而且把内地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向世界，使之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显学。于是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中国内地各省80余位学者和来自中国港澳地区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法国、印度、日本、罗马尼亚、泰国、英国、美国的40余位学者出席。后来又有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及香港和美、日、韩、德等国家学者参加了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后两次会议与1961年第一次会议相比，不仅规模有所扩大，参加者范围更加广泛，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新进展；而且研讨内容有所拓展和深化，显示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魅力和活力。这种逢五、逢十以纪念促进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表示纪念的做法得以推广，198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和199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几次青年学术讨论会、地区学术讨论会，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出现一个又一个热潮，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

　　第四，研究领域日益拓宽。辛亥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及其社团，重要的革命团体，资产阶级与农民、会党、新军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排满问题、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预备立宪与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南京临时政府与各地军政府，辛亥革命时期中外关系（帝国主义的干涉、日本志士对革命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民国初年政局和“二次革命”，辛亥人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张謇等），重要史实和史料的考订等问题均有深入研究并获致新的进展，此外，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章开沅在《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等文章中，提出了“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的构想，强调不仅要注意人们历史活动背后的经济动因，也要注意经济因素以外的其他社会诸因素，以至某些自然条件对于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素质以至民族心理、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的影响。他自己以及他所影响的一批青年学者，从辛亥时期的“国魂”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商会与“市民公社”、中国早期现代化、“排满”宣传与社会动员等课题入手，深入到当时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术境界。其他学者还从人口、自然灾害、游民、土匪、社会风尚等问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做了广泛的探讨，获得许多新的认识。一部分学者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城市性质、城乡关系、社会力量配置的影响，对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等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不少学者还从中国近代化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对人物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也有新的成就，如革命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和比较次要一些的人物以及对立面人物，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比以前要细致得多，包括对转变中的士大夫阶层、留学生、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海外知识分子、女知识分子等的研究。从区域社会的角度研究地方辛亥革命，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等等，都是很有新意的。对民国初年社会政治状况的研究长期以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变，对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民国元年前后国民的“参政热”、政党政治与民初国会等都有比较多的研究。对辛亥时期法制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以往的辛亥革命史对这样一个重要课题缺乏专门研究，中国法制史对此也未予以足够重视。现在这一学术空白由体例完整、史料翔实、观点鲜明的专著《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邱远猷、张希坡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填补了。

　　第五，80年代以来辛亥革命史料的整理出现了大丰收的局面。1981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是辛亥革命史料出版的两个高潮期。档案资料是历史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而过去利用较少的一种史料，随着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馆藏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湖北省暨武汉市政协及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合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天津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章开沅等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等，为辛亥革命研究者提供了利用档案资料的方便。还有一类专题资料汇编，如，《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湖北咨议局文献资料汇编》、《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以及大型的《北洋军阀（1912-1928）》、多卷本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其中关于辛亥革命的有《拒俄运动》、《白朗起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等，这些资料汇编囊括了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和报刊资料等等，使人们减少许多案头翻检之劳，提高了研究效率。辛亥革命人物的文集和年谱，特别是年谱长编，保存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是研究辛亥革命和有关人物生平、思想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有关出版单位在出版这类资料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文集类出版物除《孙中山全集》、《黄兴集》、《章太炎全集》、《宋教仁集》、《秦力山集》、《蔡锷集》、《邹容文集》、《谭人凤集》、《陶成章集》等以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章开沅主编）收录了比较次要一些人物的著述。年谱类出版物中，除《孙中山年谱》、《黄兴年谱》外，《章太炎年谱长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相继问世，为辛亥革命人物研究带来极大方便。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和《民国人物碑传集》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各地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和80周年，竞相发掘本地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四川辛亥革命史料》、《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以及浙江、陕西、广东、云南、山东、江西、湖北等地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专辑，各具地方特色，有力地配合了各地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这个时期还翻译出版了几种有关辛亥革命的外国资料，如：《日本外交文书选择--关于辛亥革命》、《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分别译自外国的外交文书、议会文件与新闻记者的书信、日记和新闻稿，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提供了有用的参考资料。

　　下面拟介绍一下近20年来辛亥革命史几个重要问题研究中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相应的学术进展。

　　（一）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

　　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就中国内地学者而言，虽然在50年代曾有过关于“资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争（注：参见王永康《谈谈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问题》，《史学月刊》1959年12期。），但不久便取得基本一致的认识。多数研究者认为，对辛亥革命来说，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因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内容。然而，在国外和台湾学者中却始终存在着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观点，使这场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论争长期延续下来。

　　1979-1980年，刘大年在日本讲学时，重点作了“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学术报告，他以大量的史实，系统地论证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他的结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充当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1911年革命，即辛亥革命”（注：刘大年：《赤门谈史录》，22-121页。）， 对部分西方学者关于20世纪初年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不足以产生一次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做出了回应。而台湾省的一些学者则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他们除了引述西方学者的这类论述做根据外，还列举了其他几条主要理由：当时中国社会中资产阶级人口比例很小，辛亥革命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参加革命的人可以说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同盟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来看， 其中没有一项有利于资产阶级（注：台北《中国时报》1982年4月4 日通讯《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中报道了台湾学者的这些观点。）。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北美亚洲学会第34届年会“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70周年后的回顾”学术讨论会上，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第一次就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的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辩论。在会上，大陆学者章开沅对台北学者的上述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即肯定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并且指出，与台北学者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估计不同，二是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有异。在对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程度的估计方面，他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采用机器生产的工矿企业与交通运输业，已经有了虽属初步却又比较明显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并不比西方尼德兰、英、法、美、德诸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差。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已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这就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在用于探究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的方法论方面，他认为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加以探讨。辛亥革命发生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中国已逐渐丧失独立和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因此它难以取得如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辉煌的成就。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而把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作为否定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注：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1期。）。

　　（二）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研究

　　如何把握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发展程度和阶级特点，直接关系到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判断及社会意义的评估，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因此成为近20年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争论和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1）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实体，中国资产阶级究竟形成于何时； （2）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构成特点及其政治态度；（3）资产阶级社团组织的发育及其意义。

　　关于中国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一种意见认为，随着19世纪70 -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 中国资产阶级就已经形成（注：魏永理：《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320页。）。另一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形成，但这时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498-499页。）。第三种意见认为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戊戌变法前还不能说有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增长；资本家数量相应增加；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跃上了政治舞台。此时，作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资产阶级才真正形成（注：林增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于何时？》，《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1期。）。